海潮智庫
在當前兩岸局勢持續緊繃、官方互信明顯不足的情勢下，任何能夠降低敵意、增加理解、創造對話條件的努力，都值得被嚴肅看待。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接受邀請，預計於4月7日至12日率團前往江蘇、上海、北京參訪，若從兩岸和平的角度觀察，這可能是一個重新打開溝通空間、釋放善意訊號的重要契機。尤其鄭麗文公開表示，無論行前或返台後，都願意與總統賴清德見面交流，這樣的表態更凸顯其訴求並非製造內部對立，而是試圖在對外溝通與對內和解之間搭建橋梁。鄭麗文此行的價值，可以說是「降低衝突風險、爭取和平空間」的更大格局，而我們也要呼籲鄭麗文堅決固守兩岸一中的態度，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近年來，兩岸關係的核心困境，不僅在於彼此立場差異巨大，更在於缺乏具有持續性與實質性的溝通機制。當官方管道受阻、互信降至低點時，誤判風險就會隨之升高。歷史經驗早已說明，衝突往往不是因為分歧本身無法處理，而是因為雙方失去表達與修正訊息的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能夠重建接觸、促進理解、傳遞現實訊號的互動，都是和平工程的一部分。
鄭麗文率團訪陸，首先具備的和平效益，就是恢復接觸，接觸本身不等於讓步，交流也不等於妥協；但沒有接觸，幾乎不可能建立穩定關係。當前兩岸民間、政黨、智庫、青年、產業等多層次交流，都因政治氛圍與安全疑慮受到壓縮，社會對彼此的認識愈來愈依賴片段資訊與情緒性敘事。在這樣的環境下，實地訪問所帶來的直接互動，至少有助於降低彼此「只透過想像理解對方」的風險。這種效果也許無法立刻轉化為政策突破，卻可能為未來更正式的對話鋪路。
民主政治的可貴之處，在於它容許多元力量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推進，處理兩岸關係固然以政府為主體，但在官方溝通受阻之際，在野政黨若能善用其政治資源與互動空間，協助釋放善意、降低對立、傳達民間對和平的期待，未必不是一種補充性的公共貢獻。這種角色不該被執政的民進黨污名化為「越權」或「唱和」，而應檢視其實際作為是否有助於台灣整體利益。
從這個層面看，鄭麗文此行的重要性，在於展現出政黨外交與民間溝通的功能，兩岸之間若長期只剩軍事威懾、輿論對撞與政治標籤，社會將愈來愈難想像和平互動的可能。相反地，若有人願意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環境中承擔壓力、走向第一線接觸，至少能向外界傳遞一個清楚訊息：台灣內部仍有力量願意追求和平、反對升高衝突。這種訊號不只是對對岸說，也是對國際社會說，更是對台灣人民自己說——和平不是空話，而是需要有人實際去推動的行動。
當然，在野黨扮演橋梁，不代表可以取代政府，也不代表所有行動都天然正當。關鍵在於，這樣的交流是否秉持台灣主體利益、是否尊重民主制度、是否把和平與人民福祉放在政黨利益之前。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社會就應給予較為公平的評價，而不是逢中必反、逢交流必疑，把一切接觸都視為原罪。這種零和式思維，對和平本身沒有幫助。
鄭麗文此次表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她強調無論在訪問前或返台後，都願意與賴清德總統見面、交流。這句話的政治意義不容小覷。因為兩岸問題從來不只是「台灣與大陸如何互動」的問題，同時也是「台灣內部如何形成共識」的問題。若台灣社會自己先陷入全面對立，任何對外談判與溝通都會更加脆弱。因此，鄭麗文此番公開喊話，其實具有雙重和平意涵。第一，對外，她主張要打開與對岸對話之門，避免兩岸持續滑向敵意循環。第二，對內，她也釋出願意與執政者面對面溝通的善意，顯示其並非以製造內鬥為目標，而是希望促成更高層次的政策對話。這種態度若能被認真對待，將有助於台灣內部逐步建立較成熟的兩岸政策討論文化。
鄭麗文想要談兩岸和平，就不能停留在抽象口號，和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人民的生活、經濟與安全感。一旦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最先承受代價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一般民眾、青年世代、企業投資與基層產業。觀光、教育、學術、商務、宗教、文化等領域，都會受到連帶影響。更重要的是，當社會長期被戰爭陰影籠罩，民心也會逐漸疲乏、焦慮，甚至失去對未來的信心。所以鄭麗文在宣布前往大陸訪問的記者會上勇敢說出，「全世界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我們也希望國民黨能夠繼續堅持兩岸一中、九二共識，逐步推動兩岸融合統一。
面對鄭麗文訪陸，台灣社會當然可以監督，也應該監督，任何涉及兩岸的政治互動，都必須接受民主社會的公開檢視，這是必要的。但監督不等於抹黑，質疑也不該預設有罪。評價此行的標準，應該是它是否有助於降低對立、是否傳達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聲音、是否在尊嚴與務實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單純從政黨立場出發進行全面否定。
從更高的層次來看，鄭麗文此次率團訪陸所展現的，是一種對當前兩岸困局的回應方式。當社會容易被情緒動員、被意識形態撕裂時，仍有人選擇把「對話」放在「對撞」之前，把「和解」放在「鬥爭」之前，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承擔。她一方面對外尋求交流、爭取和平，另一方面對內呼籲與總統見面溝通、打開死結，這樣的姿態至少顯示，她關注的不只是政黨得失，更是台灣整體如何避開風險、尋求穩定。
兩岸之間的歧見短期內不可能消失，台灣內部的政治競爭也不會停止。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有人願意從僵局中往前跨一步。追求和平不是軟弱的代名詞，而是成熟政治最困難、也最可貴的選擇。若鄭麗文此行能夠為兩岸局勢降溫、為朝野對話破冰、為台灣社會重新找回理性討論和平的空間，那麼其意義就不只在於一次訪問，而在於提醒我們：在充滿不確定的時代裡，願意溝通的人，往往才是真正替未來留路的人。
台灣與大陸隔著台灣海峽分離至今，已逾八十載。這八十年間，兩岸歷經砲火相向、劍拔弩張的對峙時期，亦曾走過開放探親、交流熱絡的和緩階段；然而近年因政治立場對立，再度陷入緊張局勢，兩岸關係可謂跌宕起伏、波譎雲詭。此一分裂局面，源於當年國共內戰所遺留下的歷史問題。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皆有責任面對歷史、妥善收拾此一未竟之局。縱使今日國民黨已非台灣執政者，仍應本於歷史責任，為促進兩岸和平與民族整合貢獻心力。
回顧近十年，民進黨自蔡英文執政八年，至賴清德上任兩年，至今年5月20日，恰滿十載。在此期間，原先於馬英九執政八年間所建立的兩岸和平交流基礎，逐漸遭到侵蝕甚至瓦解。尤其賴清德政府強調「互不隸屬」與「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之論述，使兩岸關係更加緊繃，幾近兵戎相見。近年來，大陸軍艦頻繁巡弋台海周邊，軍機繞台、飛彈越空，海警船亦於台灣近海執法活動頻仍，形成步步進逼、層層加壓之態勢。未來若情勢惡化，大陸甚至可能不必直接動用武力，而以「行政執法」之名，對台灣實施海上封鎖。例如宣布所有能源運輸船舶，無論石油或天然氣，須經其許可方可進入台灣港口，並由海警船巡弋執行，背後則有海軍支援。此舉名為執法，實則封鎖，足以達成戰略目的。
能源供應正是台灣的命脈與弱點。台灣四面環海，能源高度仰賴進口，無陸路補給，一旦海上運輸受阻，將面臨嚴峻挑戰。過去中東局勢動盪，例如伊朗對相關海域之封鎖，即曾引發全球能源市場波動，也凸顯台灣在能源安全上的脆弱性。因此，海潮智庫曾多次提醒，台灣在現實條件下並無與大陸正面對抗的本錢。若寄望外力介入，恐怕只是緣木求魚。歷史上，美國對其盟友或合作對象的態度，往往隨利益轉移而變化無常。以中東地區為例，位於伊朗、土耳其與伊拉克交界的庫德族，長期被美國利用以牽制區域勢力，然而在戰略需求改變後，亦屢遭棄置，令人不勝唏噓。
近期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衝突升溫，美方再度試圖動員庫德族投入陸上戰事，但庫德族已逐漸警覺，拒絕再成為大國博弈中的棋子。反觀台灣，若過度依賴外部力量，不僅可能承擔高額軍購與投資負擔，更恐陷入被動局面，最終由人民承受代價。然而，賴清德政府仍寄望與美國深化關係，甚至以龐大資源投入軍購與對外投資。在此情勢下，不免令人質疑：如此政策，究竟是為台灣長遠安全布局，抑或使民生負擔加劇、資源外流？賴清德這樣的戰略思維，何時能夢醒回歸務實與理性，避免讓台灣陷入更深的不確定之中？
台灣問題的解決，概括而言，不外乎兩種模式：其一為武力統一，其二為非武力統一。縱觀華夏數千年歷史長河，向來有「分久必合」之勢，而其「合」多半透過武力完成；或在強權壓制之下，弱勢一方為避免更大傷害而選擇棄械止戈。純粹以和平方式解決重大分裂局面的案例，實屬鳳毛麟角。當前大陸執政者雖多次釋出善意，願意以和平方式處理兩岸問題，然而仍未放棄武統選項，其原因在於，一旦放棄武力選項，等同放棄統一的最終手段。若台灣拒絕透過對話與談判尋求和平解決，大陸在其所認定的歷史使命與民族目標驅動下，最終可能訴諸武力以求統一。此一現實，不論主觀意願如何，皆需審慎面對與理性評估。
在非武力統一的各種方式中，最常被討論的，即為海上封鎖。台灣地處大陸東南沿海約一百八十公里處，四面環海，資源有限，尤其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高度仰賴進口，可謂經濟與產業之命脈。一旦海上運輸受阻，影響將迅速擴大。若大陸海軍於外海巡弋，而海警船於近海執行所謂「執法」，限制能源船舶進出，則在不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即可能對台形成實質封鎖。最終或以類似歷史上「圍而不攻」的方式，迫使對方在壓力下接受政治安排。此類模式，其最大變數在於美國是否介入。然就當前國際情勢觀之，美國面臨多重戰略壓力與國力調整，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相對降低，採取經濟制裁或外交施壓的機率反而較高，其影響亦未必如預期般全面。且在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布局的支撐下，即便面臨外部經濟制約，亦難以傷及根本、動搖全局。就當前情勢而言，在大陸可能採取的對台策略之中，以海上封鎖結合類似「北京模式」的處理方式，其實現可能性相對最高。
相較之下，兩岸和平交流，仍是緩解敵意、降低誤判的最佳途徑。透過人員往來與實地了解，有助於消弭偏見、促進互信。大陸近年發展迅速，已非昔日貧困景象；而台灣在制度、產業與生活品質方面，亦具可供借鏡之處。彼此取長補短，方能逐步累積善意與共識。然而，若要從交流走向更深層的整合，仍存在關鍵門檻。相對而言，大陸在制度與政策上較具一致性；而台灣內部，因歷史脈絡與社會多元因素影響，仍存在諸多分歧與認知差異。這些因素，使統一議題在台灣社會中更為敏感與複雜。未來若進入制度安排的討論階段，如何定位台灣的地位與權限，將成為核心問題。現行所提及的「一國兩制」模式，或其他更具彈性的制度設計，例如在外交與國防由中央統籌的前提下，賦予台灣更高程度的自治權，並保有其經貿優勢與發展空間，皆有待透過正式談判加以確認與保障。
因此，跨越「和談」這道門檻，乃關鍵所在。然而現實政治中，部分政客受制於選舉考量與輿論壓力，對於啟動對話往往有所顧忌。若缺乏社會共識與制度性授權，談判空間將難以展開。基於此我們海潮智庫提出透過公投召開國是會議，凝聚社會共識、推舉談判代表與大陸進行和平談判，以避免戰爭傷及人民生命財產。若公投能通過，有了這個台階，如此一來，既能降低政治風險，也可避免相關行動被簡化為立場對立的標籤，進而為和平談判創造條件。若最終能透過對話達成安排，則不僅有助於爭取更有利條件，更可避免兵戎相見、同室操戈之悲劇。此舉既顧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亦有利於區域穩定，誠可謂兩全其美。
我們深信，和平不是軟弱，而是更高層次的智慧與勇氣；對話不是退讓，而是避免悲劇的唯一出口。唯有以民意為依歸，凝聚共識，勇於跨出和談的第一步，方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為台灣選擇一條最少犧牲、最大利益的道路。放眼歷史長河，分合乃常，興替有序。當前兩岸分離，或許只是歷史中的一段過程。正如古語所言：「分久必合」，然而如何「合」、以何種方式「合」，仍需智慧、耐心與審慎抉擇。唯有在避免衝突、減少傷害的前提下尋求出路，願兩岸華夏子民，以蒼生為念，以未來為重，不讓仇恨延續，不讓戰火重燃，在時代的轉折點上，共同完成一段不帶創傷的歷史，讓後人回望今日，不是遺憾與傷痛，而是智慧與遠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