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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長洪申翰9月將代表台灣前往大陸南京出席APEC人力資源發展部長會議，成為賴清德政府首位訪陸的部長級政務官。洪申翰赴南京出席APEC人力資源發展部長會議，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多邊經濟合作場合中的例行會議參與，但放在當前兩岸與國際政治脈絡下，意義並不尋常。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朱衛東不久前提出「不統而統」的說法，認為北京對台工作正逐漸從追求完成統一，轉向透過法律、外交、經濟、輿論等不同手段，持續塑造有利於統一的外部環境。北京對台策略未必是立刻追求形式上的統一，反而是透過國際場域、法律敘事、外交安排與日常規則，逐步把台灣放進「一個中國」的操作框架中。
APEC是台灣少數能以正式會員身分參與的重要國際組織之一。台灣在APEC中的名稱是「中華台北」，參與方式也長期受到兩岸政治現實限制。洪申翰以勞動部長身分赴南京出席會議，當然可被視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正常延續；他去年在韓國濟州島也曾率團出席相關會議，並與其他經濟體交流跨國技術人力、海外人才引進等政策經驗。因此，從制度面看，台灣參與APEC並非北京恩賜，而是APEC正式會員的權利。洪申翰強調「已收到正式邀請函，將依照APEC機制參與」，正是要凸顯台灣不是以兩岸附屬關係赴會，而是以APEC成員身分參與多邊機制。
然而，問題也正在這裡。北京若能在不公開阻擋台灣出席的情況下，透過主辦場域、名稱安排、接待規格、媒體敘事、會議文件與外交話術，把台灣的參與包裝為「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活動」，那麼台灣即使人在場，也可能在國際敘事上被降格。這就是「不統而統」的操作邏輯：不必讓台灣完全消失，只要讓台灣每一次出現，都被限定在北京可接受的框架內。台灣可以參加，但不能以國家身分參加；可以發言，但不能挑戰一中敘事；可以交流，但最好被理解為中國內部的一個特殊參與者。久而久之，國際社會看到的不是台灣的主體性，而是一套被北京反覆塑造的「例外規則」。
過去外界討論兩岸統一，常把焦點放在某個時間點。有人談2027，關注解放軍建軍百年與攻台能力；有人談2035，連結中國式現代化目標；也有人談2049，指向中共建政百年與民族復興敘事。這些時間表討論有其戰略意義，但也容易把統一理解成一場「尚未發生的事件」。
朱衛東提出「不統而統」，以及台灣學者洪耀南進一步提出「未統而治」，正是要把視角從「統一何時發生」轉向「統一如何被提前建構」。北京或許不急著在短期內以軍事或政治協議完成統一，因為那涉及巨大代價：台海戰爭風險、美日介入可能、國際制裁、經濟衝擊與戰後治理困難。對北京而言，貿然急統未必是最佳選項。
但北京也不願坐等現狀自然發展，因為台灣主體意識持續上升，美中競爭日益制度化，民主陣營對台灣安全的重視提高，全球供應鏈也讓台灣的重要性更加凸顯。若北京只是等待，等來的可能不是「統一條件成熟」，而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認同、制度連結與國際支持上的距離越來越遠。
於是，北京的策略便轉向「不急統，但不空等」。它不一定立刻改變台灣的法律地位，卻持續改變台灣的外部環境；不一定馬上接管台灣，卻嘗試先建立對台灣的約束能力；不一定每天製造危機，卻讓台灣在外交、經濟、軍事與輿論壓力中逐漸習慣被框定。這種策略比傳統武統或和統更細緻，也更難被社會即時察覺。因為它不是一夜之間改變現狀，而是讓現狀每天偏移一點。
「不統而統」最重要的核心戰場，不只是在台海軍事平衡，也在國際規則與日常制度。因為北京深知，若能讓越來越多國家、企業、國際組織、航空公司、學術機構、體育賽事與跨境平台採用北京版本的一中敘事，台灣的主體性就會被逐步稀釋。非洲部分國家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要求台灣旅客必須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才能入境，就是一個具體例子。這類事件看似只是簽證與入境行政問題，實際上卻涉及主權承認與身分歸類。當台灣人的旅行文件在某些國家不被視為有效國籍文件，而被要求轉換成中國文件時，這不只是旅行不便，而是國際制度對台灣身分的否定。
北京要塑造的不是單一事件的勝利，而是累積性規則優勢。當國際社會一次又一次接受「台灣只能以非國家方式存在」，北京就不必每天重申主張，因為規則本身已開始替北京說話。過去北京對台國際參與的壓制，常表現為阻擋台灣出席、限縮台灣發言、挖走邦交國。但「不統而統」的更高階操作，不一定是讓台灣完全缺席，而是讓台灣在北京設定的條件下出席。
洪申翰赴南京出席APEC會議，就可能成為這種政治語境的角力場。台灣方面會強調APEC正式會員身分，維護平等參與；北京方面則可能透過主場優勢，淡化台灣作為獨立經濟體的主體性。雙方爭的不是一張椅子，而是這張椅子代表什麼。這也是洪耀南所說「未統而治」的延伸意義。北京真正追求的，未必只是「何時統一」，而是「在未統一前，能否先建立治理能力」。這種治理不必然等同於行政管轄，而是包括議題設定、風險懲罰、規則輸出與心理壓力。當一方能夠影響另一方的選擇成本時，就已經具備某種準治理能力了。
北京不急統，但也不等了。北京當前對台策略的微妙之處，在於它同時避免兩種風險：一是不急於冒進，二是不陷入被動。不急統，是因為台海戰爭代價極高。軍事行動可能引發美日介入、國際制裁、供應鏈震盪與中國自身經濟壓力。即使軍事上能夠達成部分目標，政治治理、社會整合與國際後果仍然難以預測。因此，北京未必願意在沒有絕對把握時，把台灣問題推向不可逆的戰爭賭局。
但不等了，則是因為北京也不願讓台灣問題無限期維持現狀。尤其在台灣主體意識深化、美中戰略競爭加劇、國際社會對台灣關注升高的背景下，北京若只是等待，等來的可能不是統一條件成熟，而是台灣與中國心理距離、制度距離與國際連結進一步擴大。
因此，北京採取的是一種「低於戰爭、高於常態」的漸進壓力模式。軍機艦繞台、法律戰、外交孤立、經貿槓桿、認知戰、懲戒性措施、對台灣內部政治與社會矛盾的操作，都是這套模式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是立即完成統一，而是讓台灣逐步習慣於被壓迫、被框定、被迫回應北京設定的議題，台灣也就套入了不統而統的框架了。
在兩岸關係進入新階段之際，中國大陸對台採取了「低於戰爭、高於常態」的「蟒蛇戰術」，正逐步勒緊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觀察近年局勢，政府的強硬表態往往伴隨著大陸進一步的法律與軍事緊縮。例如賴清德總統於就職演說中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後，大陸便加大了對台施壓的力道。在軍事與海域控制方面，大陸藉由應對外部事件逐步沒收過往的默契界線：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大陸解放軍藉由圍台軍演，實質打破並沒收了台灣海峽中線。隨著美、日、菲等國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協作與經濟海域劃分討論，大陸海警船開始常態化巡弋台灣東部外海，試圖實質掌控台灣四周海域的管轄權。在法律層面，大陸發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依法對被其列為頑固分子的特定人士（如沈伯洋等）進行偵辦與通緝。這類法律工具的延伸，也開始波及台灣公眾人物與官員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入境待遇，甚至出現被要求申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件才能入境的案例。在外交與國際組織參與上，大陸的「一中原則」國際網絡正進一步收緊：台灣駐南非代表處在外交壓力下，面臨被要求遷出首都普利托利亞並更名的困境。台灣商務人員在赴肯亞、摩洛哥等非洲國家參與國際商會或經貿活動時，因對方嚴格執行一中政策，導致中華民國護照使用受限，或被強迫更改代表名稱。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等東南亞政要，在與中國高層會晤時，亦多次重申涉台事務屬於中國內政，凸顯大陸在區域外交上的宰制力。整體而言，兩岸目前的互動陷入了「台灣言論抗中、大陸法律軍事推進」的惡性循環。大陸如同蟒蛇纏繞獵物般，每逢台灣政局有所激勵，便藉機在國際與台海周邊卡緊一圈。隨著大陸國際影響力的全方位滲透，台灣從台海周邊管轄權到實質的國際外交空間，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狹窄與挑戰。
隨著美國全球戰略影響力面臨挑戰，中國大陸憑藉經濟與綜合國力的增長，正透過上合組織與金磚國家的擴容，加速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平等互惠」的論述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實質協助開發中國家建設港口、鐵路、公路及發電廠等基礎設施，實質改善當地民生，藉此在廣大南方國家中建立起廣泛的政治互信與好感。全球南方國家對大國態度的轉變，深植於歷史記憶與現實利益的對比：歐美列強在18、19世紀藉由殖民擴張，掠奪殖民地資源、壓榨勞動力並進行奴隸販賣。二戰後，這些國家雖然名義上政治獨立，卻往往被西方透過金融、貿易與債務等不平等機制（如新殖民主義的「吸管效應」）繼續抽取經濟血液，導致許多國家長期在貧窮線掙扎。相較之下，大陸在建國初期財政困難的時空背景下，便曾援助非洲興建坦贊鐵路。如今在具備更強經濟實力後，更以「不干涉內政」為原則，加大對南方國家的經濟援助與建設，這種非掠奪性的合作模式，使其在國際社會贏得了不同於西方的支持基礎。這種地緣經濟的實力對比，直接轉化為國際政治上的外交表態：在聯合國近兩百個成員國中，絕大多數國家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承認其代表權。相較之下，台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已限縮至十餘個主要分布於拉丁美洲及太平洋的友邦，外交籌碼高度受限。隨著大陸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力深化，過去許多對台採取灰色地帶、權宜措施的國家，如今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實踐上轉趨嚴格。除了駐外代表處被迫更名外，在商務與旅遊層面，部分非洲國家（如烏干達）已開始拒絕承認中華民國護照，要求台灣公民必須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旅行證件方可入境。從全球戰略角度來看，台灣的外交困境不單純是兩岸的口水之爭，而是全球權力結構轉變的必然結果。當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面臨南方國家覺醒的挑戰，大陸在國際外交上的「緊箍咒」將執行得更加徹底。台灣在面對護照受阻、國際商會受限等實質外交邊緣化的警訊時，如何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夾縫中尋求尊嚴與生存，已成為無可迴避的嚴峻課題。
隨著兩岸官方溝通管道全面中斷，中國大陸正將其對台施壓從過往的軍事威嚇，全面升級為「行政、司法、外交」三位一體的實質管轄權延伸。在拒絕兩岸和談與交往的政治背景下，大陸正透過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將「一個中國原則」推向更嚴格的實踐層面。未來，要求邦交國甚至第三世界國家嚴格執行「持中國護照方可入境」的權宜措施，可能成為其達成實質統一戰略的一環。大陸目前對台的施壓模式，已從灰色地帶衝突轉向體制化的管轄權主張：頒布反分裂相關法律，依法對被其列為台獨頑固分子的特定人士（如沈伯洋等）進行刑事調查、起訴偵辦與通緝。藉由海警船在台灣四周海域及東部外海進行常態化巡弋與行政執法，沒收台海過往的默契線。全面壓縮台灣護照的國際流通度，在部分非洲與拉美國家推動更嚴格的一中壁壘，使台灣民眾在國際旅行上面臨被迫變更身分證件的現實困境。
針對大陸國務院即將於 9 月 15 日正式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規定》，兩岸的解讀出現了劇烈的政治攻防：該新法本質上屬於大陸內部法治環境的完善，核心目的在於防止本國核心技術人員流失、打擊違法資本外逃，以及防範涉嫌跨境詐騙的人員流動。
賴清德政府則將此新規進行政治化解讀，示警台灣科技從業人員與民眾赴陸將面臨「有去無回」的被捕風險，試圖以此建立兩岸的「心理隔離牆」。然而，此舉被外界批評為缺乏實質應對策略，僅能依靠形塑恐懼、威嚇台灣人民來轉移兩岸政策失能的焦點。在兩岸民眾失聯的爭議上，存在著嚴重的資訊不對稱與政治扭曲：台灣跨境詐騙集團在國際上臭名遠播，其犯罪網絡遍布全球與兩岸。近年來，大量台籍詐騙犯罪分子進入大陸或在跨境打擊中被大陸警方逮捕。這些因涉嫌詐欺、洗錢而被大陸司法機關拘留、依法偵辦的犯罪分子，往往被台灣執政當局包裝為「無故失蹤」或「遭政治迫害」的案例。這種將刑事犯罪政治化的手段，不僅掩蓋了台灣打擊詐騙不力的現實，更被用作恐嚇民眾、煽動兩岸仇恨對立的政治工具。綜上所述，面對大陸步步為營的法理與主權推進，賴清德政府在政治智慧與建設能力上顯得捉襟見肘。執政當局無法拿出實質改善台灣人民生活品質、振興經濟的宏觀藍圖，亦無力重啟兩岸和平對話。在全面失去台海主導權的焦慮下，僅能一味採取「對內欺騙、對外抗中」的威權威嚇手段來維持政治權位。這種以犧牲民眾國際生存空間與兩岸福祉為代價的政治操弄，正將台灣推向更加孤立與邊緣化的危險邊緣。
面對賴清德政府的「抗中」政策，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反制作為並非盲目的軍事對抗，而是如同蟒蛇纏繞獵物般，隨著對方的每一次掙扎而卡得更緊。這種戰術最核心的轉變，在於大陸正從過去的灰色地帶對峙，全面升級為「涉外主權管轄權」的實質推進。而這套針對台灣量身打造的緊箍咒中，對台灣普通民眾最具實質殺傷力、也最具感官衝擊的策略，莫過於面對賴清德政府的「抗中」政策，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反制作為並非盲目的軍事對抗，而是如同蟒蛇纏繞獵物般，隨著對方的每一次掙扎而卡得更緊。這種戰術最核心的轉變，在於大陸正從過去的灰色地帶對峙，全面升級為「涉外主權管轄權」的實質推進。而這套針對台灣量身打造的緊箍咒中，對台灣普通民眾最具實質殺傷力、也最具感官衝擊的策略，莫過於全面壓縮中華民國護照的國際生存空間。
賴清德總統執政以來，其政策方針與預算編列引發了島內外的強烈質疑。政府並未將幾代人累積的民生血汗錢優先投入於根本的經濟建設或實質改善人民生活，而是高度向軍事防禦與涉外公關傾斜。這種高調對抗的戰略取向，未能為台灣換取實質的獨立尊嚴或更穩固的國際空間，反而正逐步將台海推向全球最不穩定的地緣風暴中心。在國家安全與意志表達上，執政當局的公開宣示與現實作為呈現出巨大的落差：賴清德總統在公開場合多次發表「寧願戰死也不願投降」、「願與台灣共生死」的激昂政治宣示，試圖以此建構堅實的反共精神。然而，與此同時，媒體與在野政黨亦多次質疑各項演習中包含了行政首長防空安全與緊急撤離的「逃跑演練」。這種「口號全民留守、演練首長優先」的強烈對比，成為反對陣營抨擊其缺乏與民眾實質共患難決心的核心痛點。在內政與民生政策方面，日前賴總統在彰化出席醫療活動時脫稿表示「如果能給我8年，我就能提升國人的平均餘命3年」，此番言論在社會與輿論上掀起波瀾：反對陣營與主流評論指出，國民平均餘命的增長屬於極其複雜的跨部會公共衛生與人口統計科學，涵蓋了醫療環境、健保財務、甚至整體經濟結構的長期累積。將人民的健康與預期壽命，直接與「個人連任與執政任期」進行政治化綑綁，被外界嚴厲批評為缺乏科學依據的「選舉口號」與「吹牛治國」。這凸顯了執政當局在面對實質經濟民生建設乏力時，只能仰賴漂亮、宏大卻難以控制的數字願景來爭取延續政權的政治籌碼。面對台海實質管轄權被步步蠶食、國際通行空間全面受阻的外交現實，以及島內高齡化、健保財政吃緊的民生困局，執政者若持續以「對內抗中形塑恐懼、對外砸錢討好盟友、對民空喊健康口號」的套路來掩蓋治理能力的不足，最終將會把台灣帶入萬劫不復的戰火或治理崩潰深淵。唯有台灣人民保持理性、實質覺醒，擺脫流於意識形態的欺騙與威嚇，用具體的治理成效檢驗政治人物的考卷，台灣才能真正尋回安居樂業、繁榮穩定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