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智庫創辦人 / 王義雄
川普在2024年重返白宮參選前,曾多次以「和平締造者」自居,他強烈抨擊過去的美國政府在中東虛耗數兆美元與無數生命,並承諾將帶領美國走出戰爭泥淖,專注於國內發展,讓美國再次偉大,還聲稱自己應該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如今他卻發起對伊朗的戰爭,徹底推翻了這項追求世界和平的人設。川普對伊朗發動戰爭的決策,是一場披著「國家安全」外衣的政治豪賭。它不僅是對其「和平締造者」承諾的最諷刺背叛,更是對全球和平的粗暴踐踏。歷史的教訓早已血跡斑斑,戰爭從來都不是解決複雜地緣政治問題的萬靈丹,它只會帶來死亡、仇恨與無盡的報復循環。當前的美國正處於一個極其危險的時刻,對外,軍事行動正消耗著外交資源與國際信譽;對內,戰爭引發的報復情緒正侵蝕著美國社會安全感。
川普的決策轉變,正是詮釋了政客選舉語言與執政現實的雙面人格嘴臉。在選票面前,「反戰」是吸引厭倦了無盡消耗戰的美國選民的利器,但在權力面前,發動戰爭卻成了轉移焦點與鞏固地位的捷徑。在面臨施政爭議以及內部矛盾激化時,國家領導人透過發動對外戰爭來凝聚國內共識,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經典政治操作。如今川普面對全球對等關稅政策失敗、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嚴重,加上他捲入揮之不去的富豪艾普斯坦性醜聞案陰影,讓他與共和黨的民調直直落,嚴重危及共和黨期中選舉。面對外部敵人時,民眾往往會暫時放下分歧,團結在國家領導人周圍。所以川普選擇在此刻對伊朗動武,正是試圖利用這種心理,將自己塑造成捍衛國家安全的「戰時總統」,藉此轉移國內輿論對其施政缺失的關注。
另外,華府內部的軍工複合體與極端鷹派,長期將伊朗視為中東地區的頭號眼中釘,發動戰爭意味著龐大的軍火訂單與國防預算可以無限擴張。川普為了換取這些擁有強大遊說能力的利益集團支持,曾經的「反戰」承諾便成了隨時可以被交易的政治籌碼。華府決策圈內主張對伊朗採取極限施壓的鷹派官員,最終在權力角力中佔據了上風,將美國的國家機器推向了戰爭的軌道。
回顧美國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對外軍事干預,我們不難發現一個令人心痛的規律:以「正義」或「安全」為名的戰爭,往往最終演變成無法抽身的泥淖,並在當地播下世代仇恨的種子。從越南的叢林,到阿富汗的荒野,美國的軍事介入雖然在初期展現了壓倒性的武力,但隨之而來的往往是長期的動盪與平民的巨大傷亡。戰爭中最先倒下的總是平民,基礎設施被毀、家園破碎,這些創傷需要數個世代才能撫平。
歷史證明,外來武力干預往往無法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和平,反而會激發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彈,甚至成為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對伊朗的戰爭,無疑將再次點燃反美情緒的燎原之火。伊朗並非過去美國所面對的脆弱政權。它擁有龐大的人口、複雜的地形以及深厚的民族凝聚力,發動對伊朗的全面戰爭,極有可能重演阿富汗戰爭的悲劇,輕易摧毀表面目標,卻陷入漫長且代價高昂的游擊戰與消耗戰之中,最終讓美國再次虛耗數兆美元與無數子弟兵的生命。
雖然美國海軍具備壓倒性優勢,能輕易擊沉伊朗的大型艦艇,但伊朗在波斯灣的真正威脅在於「蜂群戰術」大量武裝快艇與水雷佈署。一旦荷莫茲海峽被封鎖,美軍將面臨極大的防衛壓力。美國確實擁有龐大的軍事實力來支撐長期戰爭,但「打更久」意味著更多的平民傷亡、更龐大的軍費開支,以及更深仇大恨的恐怖主義反撲。從阿富汗到伊拉克,歷史一再證明:美國有能力贏得戰爭的開局,卻往往無法收拾戰後的殘局。中東局勢牽一髮而動全身,美國對伊朗的全面開戰,絕對不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單挑,而是一場全世界都必須被迫買單的災難。從加薩走廊的斷垣殘壁,到如今德黑蘭上空即將落下的飛彈,中東的局勢確實如人間煉獄般令人窒息。川普從一個信誓旦旦要終結戰爭的「和平愛好者」,轉變為將全球推向深淵的「戰爭發動者」,這不僅是他個人政治誠信的破產,更是大國權力遊戲中最殘酷的縮影。

美國、以色列對伊朗開戰的後果,絕非僅限於區域之間的武力交鋒,而是他們打開了一個足以撼動全球政經格局的潘朵拉盒子。中東地區本就脆弱的平衡將被徹底打破,帶來難以估量的災難。伊朗在中東擁有龐大的「抵抗軸心」網絡,包括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民兵組織。一旦伊朗本土遭到攻擊,這些武裝力量必將在整個中東地區發起報復,將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捲入戰火,引發區域性的全面戰爭。戰火的蔓延將導致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流離失所,引發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死亡與飢餓將籠罩這片古老的土地。
當大國或區域強權選擇繞過外交途徑直接動武,全球地緣政治的信任基礎便宣告崩塌。美伊衝突以來,伊朗將報復目標鎖定在波斯灣各國的美軍基地,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等長期試圖在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保持微妙平衡的國家,瞬間被拉入戰火之中。短期內,中東地區近年來好不容易推進的「和解潮」(如沙伊復交、亞伯拉罕協議的延伸)將徹底停擺。波灣國家面臨極度艱難的抉擇:若協助美軍防禦,將面臨伊朗更猛烈的報復;若拒絕配合,則會惹怒華盛頓。這種被迫選邊站的壓力,將使得中東陷入更深層的陣營對立。
當政治人物為了短期的選票利益與權力鞏固,輕易地將國家推向戰爭邊緣時,全世界都將為此付出沉痛的代價。中東的戰火一旦全面點燃,沒有人能獨善其身。美國媒體一項民調顯示,只有不到3成美國人贊成攻打伊朗,反對者超過4成。自從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突襲以來,中東局勢已從長期的「代理人邊緣試探」徹底失控,演變為全面武裝衝突。這是一場沒有贏家、且正迅速將全球拖入泥淖的危險戰爭。
川普1.0時期,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一時確實有些措手不及,尚未完全摸清川普的談判風格與政策套路。然而到了川普2.0時期,中國已對其行事邏輯、談判手法與戰略節奏瞭然於胸。當美國再度以關稅作為武器發動貿易戰時,中國不再退讓,而是選擇對等回擊。當時美國對中國商品關稅從25%、50%一路加碼,甚至提高至145%。中國則採取對等原則,美方課多少關稅,中方便回以相同力度的反制。最終中國對美國商品課徵125%關稅後,便不再隨之起舞。因為再往上加徵關稅,實際經濟意義已十分有限,最後雙方關係逐漸回到某種新的平衡狀態。美國試圖透過關稅壓制中國的戰略,可說失敗告終。除了關稅戰之外,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也同步發動所謂的「科技戰」。起初,美國主要針對華為進行制裁,並向全球盟友施壓,要求各國避免使用華為設備。隨後制裁範圍逐步擴大,延伸至高端晶片與先進半導體技術,企圖全面封鎖中國高科技產業鏈。然而多年過去,中國雖在最尖端晶片領域仍面臨瓶頸,但在成熟製程晶片、電動車產業、造船、鋼鐵以及完整製造業體系等方面,依然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科技封鎖雖然造成壓力,卻也促使中國加速自主研發與產業鏈重組。在地緣政治層面,美國試圖聯合盟友對中國形成圍堵格局,而中國則透過「一帶一路」、上合組織,以及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與軍事合作,逐步拓展國際影響力。世界格局也因此從單極體系,逐漸邁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中美間無煙硝的戰場美國無望取勝,進而陷入焦慮而慌亂。
回顧歷史,中國在清末民初國勢衰弱,飽受列強欺凌,經歷了長達百年的屈辱歲月。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歷經數十年的發展與改革,在十四億人民共同努力之下,逐步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製造業最完整的國家之一,在鋼鐵、造船、電動車等產業領域均居世界前列,並成為一百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與此同時,美國長期在全球各地發動戰爭與軍事干預,財政支出不斷擴張,國債也隨之迅速攀升。如今美國國債已突破38兆美元,每年財政赤字接近兩兆美元,沉重的債務壓力逐漸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隱憂。例如此次美以聯手對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進行斬首式行動,顯然受到過去美國成功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行動的鼓舞,自以為只要除掉核心領袖,伊朗便會群龍無首,政局動盪下親美勢力也會趁是奪權,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美國預料。伊朗不但沒有屈服,反而迅速展開前所未見的強力反擊。伊朗飛彈與無人機密集出擊,矛頭直指美國在中東各地的軍事基地。美軍在中東部署、號稱可探測五千公里的遠程預警雷達,以及美國引以為傲的「薩德(THAAD)」反導系統,均遭到重創甚至摧毀,使美軍在當地的防禦與監控能力大幅削弱。在此情勢之下,美國甚至急忙考慮將原本部署在南韓的薩德系統轉移至中東,以填補防禦漏洞,足見局勢之緊迫。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核動力航母「林肯號」亦遭到伊朗飛彈攻擊。雖然未被擊沉,但在遭受威脅之後迅速撤離波斯灣,向印度洋方向後撤,以避免再次成為攻擊目標。對於長年自詡海上霸權的美軍而言,這樣的情況可謂前所未見。面對局勢升高,美國若僅依靠空襲與遠程打擊,顯然難以達成政治目標;然而若派遣地面部隊全面入侵,又極可能重蹈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覆轍,深陷長期消耗戰的泥沼。正因如此,美國如今可說進退兩難。據傳美方甚至透過義大利等第三方渠道試圖重啟談判,但伊朗方面態度強硬,直接予以拒絕。在伊朗看來,美國如今國力不如往昔,軍事資源與彈藥儲備亦逐漸吃緊,因此採取持久消耗戰策略,試圖拖垮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最終將其勢力逐步逼離中東地區。對伊朗而言,這不僅是一場軍事衝突,更是一場關乎主權與地緣政治格局的長期較量。其目標十分明確——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終結長期以來對中東國家的壓迫與干預。
美國長期維持霸權地位,主要依賴兩大支柱:其一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其二是美元的全球金融地位。美軍以十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為核心,長期巡弋於世界各大洋,控制重要航道,如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戰略要地。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然而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美國霸權也逐漸面臨挑戰。一方面,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開始受到部分國家的質疑。尤其在俄烏衝突期間,美國凍結俄羅斯三千多億美元外匯資產,使許多國家意識到過度依賴美元所帶來的風險。於是,各國開始探索本幣結算、貨幣互換及多元化金融體系。另一方面,中國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能源交易與部分國際貿易中逐步增加人民幣結算比例。「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也逐漸出現更多人民幣結算案例。全球貨幣體系正在悄然出現新的變化。另一方面,美國自身的財政狀況也早已是債台高築。如今美國國債規模已突破38兆美元,龐大的債務壓力使財政赤字年年擴大,國庫負擔日益沉重。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甚至逐漸面臨連國債利息都難以輕鬆負擔的困境。市場對美國國債的需求也開始出現疲態,國債銷售日益困難。為了維持財政運作,美國不得不依賴不斷擴張貨幣供應,以印鈔與貨幣寬鬆政策購買自身國債,形成某種「自我循環」的金融體系。然而,大量貨幣發行勢必帶來通貨膨脹壓力,使美元購買力逐漸下滑,貨幣價值不斷被稀釋。隨著美元信用逐步動搖,其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也開始出現裂痕。美軍維繫美元體系的信任,而美元則反過來為美軍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兩者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當軍事與金融兩大根基同時動搖,霸權體系自然難以長久維持。歷史無數次證明:當一個帝國的財政與軍事結構同時失衡時,其衰落往往只是時間問題。
歷史上,世界霸權的更替往往伴隨著戰爭與結構性轉變。西班牙無敵艦隊衰敗後,英國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如今世界正處於新的轉型期,多極化趨勢逐漸顯現。任何帝國都難以逃脫興衰更替的循環。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皆曾稱霸一時,最終仍因內外壓力而走向衰落。美國是否會步上同樣的歷史軌跡?國際秩序、經濟格局與權力結構都在悄然調整。未來的世界,或許不再由單一國家主導,而是由多個力量中心共同塑造。歷史長河奔流不息,霸權更迭亦如潮起潮落。真正能決定國家命運的,仍是長遠的制度、經濟實力,以及人民的智慧與努力。世界風雲變幻,但歷史終將留下答案,美以伊朗的中東戰爭,只是美國霸權傾覆的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