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智庫
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因宣布緊急戒嚴而被控內亂首謀，一審檢方竟求處死刑，引爆韓國社會對「總統能否逾越憲政紅線」的激烈辯論。尹錫悅辯稱戒嚴僅數小時、旨在「喚醒國民」，卻引來超大型特檢組與全面追訴。在野黨視之為濫權，執政陣營則將訴追形容為「政治清算」。而此一事件提醒世人，任何倚靠國家暴力、繞過正常程序的非常手段，即使標榜「愛國」、強調「危機」，最終都難逃以民主規範檢驗的命運。
放眼臺灣，總統賴清德及民進黨也屢以「國家安全」之名，對在野黨提出無端指控，包括質疑朝野爭辯國防預算時，聲稱在野黨「與北京唱和」、甚至影射「協力亡國」。表面上，賴政府只是在強化危機意識；實質上，若將不同立場輕率貼上「敵人」標籤，就可能蠶食公共討論的寬容空間，使言論自由在無形中受挫。當在野黨因不支持特定預算而被指「圖利敵國」，政治攻防便從理性政策辯論，變成無端的謾罵與政治造謠。
民主體系運作需三道防線，包含憲法文本、制度制衡、與公民社會。韓國案例顯示，第一與第二道防線若遭行政權踰越，第三道防線便會以強烈反撲回應。臺灣雖擁有獨立司法院、立法院質詢與彈劾機制，但若執政者長期訴諸「外部威脅」來鞏固權力、弱化朝野協商，朝向「民選威權」的斜坡仍可能悄然成形。賴清德現已面臨在野黨提出彈劾程序，這既是政治攻防，也是檢驗制度韌性的壓力測試。立院是否能在程序正義中審酌事證？司法院是否挺身守護憲政秩序？公民社會是否能超越陣營，要求資訊透明？都在考驗著台灣未來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否已經被野心政客隱身為獨裁工具了。
賴政府的政治語言之所以逐漸高分貝，有兩個結構性誘因。其一，地緣戰略環境惡化，執政者愈傾向以「備戰」框架凝聚支持；其二，是台灣內部治理挑戰疊加，容易使政府將外部威脅放大，轉移政策層面的質疑。但凡國家領導人動輒指控異議勢力為「裡應外合」，就在政治光譜擴散「敵我二分」邏輯。長此以往，政府對媒體、學術、司法的人事與預算掌控，都可能以「安全」之名的正當化，台灣的民主前途才真正令人擔憂。
從尹錫悅實施戒嚴，到賴清德的以國安威脅對在野黨濫刑濫訴，我們看到民主制度正面臨崩潰的危機，在威權陰影猶存、外部威脅真實存在之際，如何避免國家機器再度被「非常手段」綁架？答案終歸在於制度與公民成熟度的交互作用。在野黨提出的彈劾案不應流於政治秀，而是一次重申程序正義的契機；對執政者而言，安全敘事若逾越比例、濫用「敵我」框架，將損其民主合法性。唯有尊重憲政分際、擁抱透明問責，才能避免重蹈韓國今日的政治撕裂與司法風暴。民主之舟，要靠執政與在野雙槳同時顧及航向與平衡，任何一方若試圖以「非常」之名扭轉遊戲規則，都可能把整艘船帶往獨裁的暗流之中。
尹錫悅事件提醒賴政府，一旦觸及戒嚴等非常權，社會與司法的容忍度幾近歸零；再短也可能被視為對憲政秩序的致命挑戰。將此鏡照向台灣，國防強化與對外威脅評估是合理的治國重心，但任何指控在野黨「不支持國防」、「與他國勾連」都應被置於證據與程序的基礎上。民主韌性的本質不在於誰說得更激烈，而在於是否願意在透明、可審查、可修正的制度框架下做艱難決策。
尹錫悅的死刑求刑是一面歷史照妖鏡，當權者總以為「小小越界」無傷大雅，卻不知每道權力裂痕都在蛀空民主根基。台灣的彈劾案不該只是朝野政治攻防，而更應成為憲政教育的全民課堂，因為真正的獨裁從來不是突然降臨，而是從「這次不一樣」的自我說服中悄然滋長。當獨裁者總在虛假著扮演無辜受害者，「民主防衛」就會淪為「民主自殺」，這種操作本質上是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例外狀態」理論的當代實踐，當權者往往透過宣稱「非常狀態」來合理化憲法架空的暴行。此刻台灣需要的，是無數拒絕沉默的公民。正如韓國民眾用燭光逼退濫權總統，台灣社會也必須證明：民主不是統治者的玩物，而是公民永不下班的守望。
韓國前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之際，台灣政壇亦有人蠢蠢欲動。當時，我們海潮智庫即曾撰文提出質疑：賴清德是否有勇氣仿效尹錫悅，對台灣宣布戒嚴？我們當時即斷，賴清德不太可能走上這條路；但若他真有樣學樣，是否也會步上尹錫悅今日的後塵，甚至遭法院判處死刑？我們的答案仍是否定的，其理由如下：第一，民族性差異。台灣社會的集體性格，並不若朝鮮民族那般剛烈強悍。南北韓與台灣同樣曾歷經日本殖民，但朝鮮民族至今對日本的仇恨依然深植人心；反觀台灣社會，普遍對日本抱持好感，歷史傷痕宛如船過水無痕。多數台灣民眾習於逆來順受，反抗意志薄弱，缺乏集體對抗權力的決心。第二，司法體系失去獨立性。台灣司法早年聽命於國民黨，近年則被質疑轉而受制於民進黨。司法本應是維持社會秩序與憲政體制的最後一道防線，一旦失去獨立性，淪為政治工具，公正性自然蕩然無存，也就難以期待其能制衡當權者。第三，政治警覺性的全面缺乏。國際經濟學者多次警示，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兩岸衝突隨時可能爆發；然而多數民眾卻依然歌照唱、舞照跳，認為戰爭離自己遙不可及，毫無戒心。往往要等到火燒眉毛，才倉皇失措，為時已晚。
賴清德雖未如尹錫悅般犯下宣布戒嚴的致命錯誤，不至於立即面臨牢獄之災或性命之虞，但其就任以來的施政表現，無論內政或外交，皆難令人樂觀。內政方面，未能回應人民期待；外交上，過度倚賴美國，緊抱美國大腿，隨時面臨被川普棄置的風險；兩岸政策則死守台獨路線，使台海局勢愈發緊繃。若戰事一旦爆發，兩岸軍力懸殊，勝負立判，屆時賴清德恐怕連逃脫的機會都沒有，最終命運恐難避免成為另一個「階下囚」。
賴清德就任兩年以來，可謂政績乏善可陳，鬥爭卻不曾停歇。內政上，由於少數政府的結構，卻又擺出高姿態，拒絕與在野黨協商，一意孤行推動政策，結果屢遭立法院封殺。為擺脫困境，賴清德竟錯誤地判斷，只要透過罷免在野黨立委，使民進黨在立院成為多數，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於是發動史無前例的「大罷免」。依民進黨立法院總召柯建銘向媒體透露，賴清德要求每週定期向其回報罷免進度，並深信終究能罷免掉數位國民黨立委。然而結果卻是全面潰敗，沒有任何一席罷免成功。施政第一年，幾乎全數浪費在政治算計與權力操作上，徒然虛耗國家能量。第二年施政的最大敗筆，則在於憲政體制的破壞。為強行推動憲訴法釋憲，賴清德既不願與在野協商，又罔顧大法官制度的超然性，提名偏向綠營的大法官人選，最終全數遭立法院封殺。現行僅有八位大法官，依法不論新舊憲訴法，均須至少六位出席才能進行釋憲，卻被強行扭曲為五人開會即具效力，形同踐踏憲法，動搖整個憲政根基。
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賴清德更是毫無戰略定力。美國雖在整體戰略上逐步退守本土與西半球的防衛安全，卻為維繫其軍工複合體的生存，對原屬美國勢力範圍的地區，仍刻意維持高度依附關係，轉為「退居二線、支撐一線」的角色，使這些地區成為美國武器輸出的穩定支撐點。在此戰略架構之下，美國不斷要求台灣加碼對美軍購，而賴清德政府亦毫無節制地全面配合。至今，台灣已花費超過六千億元向美國購買武器，然而相關裝備多數尚未交付，如今更編列高達 1.25 兆元 的特別預算，再度對美軍購。然而，這筆天文數字的去向，卻始終交代不清。依黃國昌赴美所帶回的相關訊息顯示，在這 1.25 兆元的特別預算中，實際用於武器採購的金額，可能僅約三千億元，其餘近九千億元究竟流向何處，政府至今未能給社會一個清楚交代。這不禁令人合理質疑：如此龐大的預算，是否淪為制度性浪費、黑箱操作，甚至成為權貴利益輸送，或作為台獨勢力日後流亡海外的「政治預備金」？在缺乏透明監督與有效制衡的情況下，這樣的疑問，不僅無法消除，反而只會愈積愈深。
賴清德不惜掏空台灣財政、不惜犧牲人民福利，也要緊抱美國大腿，只為討好川普歡心。然而，川普真正的目的，從來不只是軍購款項，而是台灣的整體產業與經濟命脈。他透過關稅施壓，要求台灣赴美投資四千億美元，最終協商結果卻演變為：台灣需赴美投資五千億美元，台積電再追加兩千五百億美元投資，並要求其在美國投產比例達四成，且至少增設五座先進製程工廠。
事實上，台灣在對美談判中並非毫無籌碼。台積電本身，就是極為關鍵的戰略槓桿。美國無論軍用或民用產業，皆高度依賴先進晶片供應，若台積電供應受限，美國本土產業勢必承受重大衝擊。此外，台灣位處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關鍵位置，本身亦具備談判價值。然而，正因賴清德政府過度對美依附、對中全面對抗，幾乎親手斷絕所有政策旋回空間，使台灣喪失運用籌碼討價還價的能力，最終只能任由美國予取予求、死死吃定。美國之所以敢於如此對待台灣，並非因台灣沒有價值，而是因賴清德執政無能，親手放棄談判空間。這樣的結果，台灣人民怪不了別人，終究只能面對自己所選擇的政治後果。
尹錫悅身為韓國總統，已享有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卻仍不知滿足，妄圖透過戒嚴凌駕憲法之上，最終自毀前程，淪為階下囚。賴清德應當引以為鑑，不可自恃權勢而濫權妄為，將國家利益與人民權利，淪為個人政治野心的祭品。賴清德若一味以連任與台獨夢想為目標，對內限縮言論自由，對外揮霍數代台灣人民累積的財富，掏空產業基礎、奉送台積電關鍵產能，只為換取虛幻的安全承諾，終將害苦整個台灣社會。兩岸軍力差距現實存在，連美國自身都不敢保證在西太平洋戰爭中全身而退，賴清德又憑什麼幻想美國會為台灣而犧牲？
我們海潮智庫一再勸導賴清德：縱使你自認為南島居民，不屬於華夏族群，也請你靜下心來，多讀一讀華夏民族的歷史。歷史早已反覆證明，華夏民族「分久必合」，乃無法逃避的歷史趨勢。台獨不僅不可能實現，只會帶來戰爭、流血，以及無辜百姓的犧牲。賴清德若仍執迷不悟，最終恐怕只會重演尹錫悅的命運，留下歷史的警示與人民的哀嘆。權力若不受制衡，終將反噬其主；歷史的教訓，從來不會憐憫狂妄之人。何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