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智庫
大批日本民眾8月15日前往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為戰爭死難者祈禱，並紀念二戰結束81周年，但靖國神社內供奉有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二戰甲級戰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81週年之際，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再次參拜靖國神社，首相高市早苗雖未親自前往，卻透過自民黨幹事長鈴木敬奉納玉串。這一幕再次提醒亞洲受害國，日本政壇中那股不願正視侵略歷史、試圖淡化戰爭責任的力量，從未真正消退而且蠢蠢欲動。
對中國、韓國以及所有曾遭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人民而言，日本內閣政權這類行為不是「日本內政」，更不是「悼念亡靈」四字可以輕輕帶過。靖國神社供奉約250萬名戰爭亡靈，其中包括14名第二次世界大戰甲級戰犯。這些甲級戰犯不是一般戰死者，而是策動侵略戰爭、主導殖民統治、使亞洲千萬人民陷入浩劫的歷史元凶。日本政要向這樣的場所致意，無論如何包裝，都無法洗去其客觀上美化侵略、模糊加害責任、刺激受害國感情的政治效果。
任何國家都有追悼戰爭死者的權利，戰爭中許多普通士兵也可能是軍國主義體制下被裹挾的犧牲品。問題是，靖國神社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只是安放亡靈的場所，更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國家神道體系的重要象徵。它所承載的歷史敘事，長期與日本對外擴張、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難以切割。尤其當甲級戰犯被合祀其中，日本政客前往參拜就不可能被理解為單純哀悼。這等於把普通戰死者與戰爭責任者混同在一起，把侵略戰爭的發動者包裝成「為國犧牲者」。這種做法，對受害國人民而言，是對歷史傷口的二次撕裂。
日本保守政客經常辯稱，參拜只是為了祈求和平，或悼念為國捐軀者。但若真是為了和平，日本完全可以選擇千鳥淵國立戰歿者墓苑等較具中立性的追悼場所。事實上，高市早苗當天也在千鳥淵獻花，這說明日本政府並非沒有替代方案。她一方面避免親自現身靖國神社，以降低對中韓外交的衝擊；另一方面又透過自民黨幹事長奉納玉串，向國內保守派與右翼勢力交代。這種「不親自去，卻照樣表態」的折衷安排，看似精明，實則更加暴露其政治算計。
近年日本不斷突破戰後和平體制的限制，推動防衛預算大幅增加，發展反擊能力，強化與美國及其他盟友的軍事合作，並逐步擴大自衛隊角色。若這些政策建立在真誠反省歷史、嚴守和平憲法精神的基礎上，國際社會或許可以從安全環境變化角度加以理解。然而，當日本一邊擴張軍事能力，一邊由政要向合祀戰犯的靖國神社致意，鄰國自然會產生合理疑問：日本到底是在維護和平，還是在為重塑軍事大國身分尋找正當性？
更令人憂慮的是，靖國參拜背後有一套歷史修正主義邏輯，它試圖淡化日本侵略亞洲的本質，把戰爭描述為「自存自衛」，把殖民統治包裝成「建設」，把加害責任轉化為民族受難敘事。這種敘事一旦進入教科書、媒體與政治語言，就會侵蝕日本年輕世代對歷史的理解，使他們逐漸忘記日本軍國主義曾對亞洲造成的巨大災難。中國與韓國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表達強烈不滿，並非出於狹隘民族情緒，而是基於真實的歷史傷痛與戰後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
中國曾在日本侵略下付出慘重代價，南京大屠殺、無差別轟炸、細菌戰、強徵勞工等暴行，是無法被時間沖淡的歷史事實。韓國則經歷長期殖民統治，慰安婦、強制動員、文化壓迫與民族身份剝奪，至今仍深刻影響韓國社會記憶。對這些國家而言，靖國神社不是日本國內某座普通神社，而是軍國主義的象徵地標。日本政要在8月15日這個特殊日子參拜，等於在戰敗投降日向侵略戰爭的發動體系獻上敬意。中國外交部稱其為對歷史正義的褻瀆、對文明底線的挑戰、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釁，韓國外交部表示深感遺憾與痛心，這些反應都有其歷史根據與道義基礎。
有些日本政客喜歡將鄰國抗議稱為「外交施壓」，但真正破壞外交互信的，不是受害國提出抗議，而是加害國的政治人物反覆觸碰歷史底線。若日本真心希望改善與中韓關係，最起碼應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保持克制，避免以官方身份向戰犯合祀場所致意。日本右翼勢力常以「正常國家」為名，主張修憲、擴軍、強化軍事自主性。但問題在於，若一個國家尚未徹底與侵略歷史切割，尚未建立穩定一致的歷史反省制度，卻急於恢復更大軍事能力，這種「正常化」就很容易被鄰國理解為軍國主義的復活。
高市政府政要對靖國神社的姿態，正暴露出這種危險。表面上是悼念戰亡者，實際上是向國內右翼基本盤示好；表面上是尊重傳統，實際上是對戰後和平秩序進行試探；表面上說祈求和平，實際上卻讓亞洲受害國感受到軍國主義幽靈的回潮。日本不應該繼續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玩弄模糊策略，而是建立一套不含戰犯崇拜、不美化侵略歷史、不刺激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國家追悼制度。它需要停止把歷史傷痛當作國內政治籌碼，停止用民族主義情緒掩蓋戰爭責任，更應停止讓右翼勢力以「愛國」之名重新包裝軍國主義。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右翼政權，因對外政策轉向強硬並引發國內保守及右翼勢力支持，在今年初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並獲得空前勝利。自民黨在眾議院單獨取得壓倒性席次，加上盟友日本維新會，穩穩掌控眾議院優勢。高市內閣高調倡導提高國防經費，擴充自衛隊並計劃將其升格為「國防軍」，同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曾倡議探討核武相關議題及建造核動力潛艇，試圖打破《憲法》第九條對外不得發動戰爭的限制。
利用中美對抗的國際局勢，美國因亟需西太平洋盟友協助而對日本鬆綁，助長日本增強軍力。高市在國會答詢時強調「台灣有事即日本存亡事態」，認為必要時可依行使集體自衛權進行干預，引發中國強烈不滿。中國隨即對日採取反制措施，包括加強對日軍民兩用物項與稀土出口管制，並在外交與觀光上採取冷處理，同時在東海舉行實彈軍演以震懾日本。除了對中關係緊繃，高市亦對俄羅斯提出挑戰，要求歸還北方四島甚至庫頁島以彌補天然資源不足。此舉引發俄國總統普丁親自前往北方四島宣示主權，並在鄂霍次克海與日本海集結數十艘軍艦舉行實彈演習，對日本形成嚴重的軍事施壓。
美國有意扶持並增強日本的國防力量，使其代為看守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但絕不希望日本放棄「無核三原則」去發展核武。正如過去川普在G7峰會等場合的表態，美國始終防範日本重蹈二戰覆轍，並警惕其在戰後佔盡美國便宜；美方甚至曾調整在日飛彈部署，以此暗示反對日本跨越核武紅線。美國之所以堅決反對日本擁核，核心考量在於擔心日本一旦成為「正常國家」便會掙脫美國控制，甚至對當年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歷史宿怨進行報復。在此背景下，高市內閣若擴張軍備並試圖染指核武，必將同時遭到中、俄、美三方的強大壓力。這使高市早苗陷入進退失據的絕境：若選擇硬幹，必遭中俄聯合反擊，而美國則會撒手不管；若放棄「強軍擁核」的強硬路線，又必遭日本本土右翼支持者的唾棄而倒台，終結其政治生命。
在這種「困獸之鬥」的極端情境下，高市或將抱持賭徒心態進行最後一搏。依據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與歷史軌跡，日本在陷入絕境時往往傾向孤注一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戰場陷入膠著，又遭遇美國石油禁運的致命打擊，當時的軍國主義政府便毅然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甚至擴大戰場入侵東南亞。這種同時開闢兩面戰場的舉動雖犯了兵家大忌，卻反映出深植其戰略決策中的賭徒心態。如今，面對類似的歷史既視感，高市早苗或許會鋌而走險、一路走到底，甚至不惜與美、俄、中同時對幹。然而，今天的日本真的有本錢與中國和俄羅斯打一場全面戰爭嗎？海潮智庫將為您深入檢視，日本究竟有何底氣敢硬碰這兩大核武強權。我們海潮智庫來檢視一下日本有何底氣敢硬碰?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日本夾在中、俄、美三大強權之間，扼守第一島鏈北端與西太平洋航運的要衝。日本國土面積僅三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地形狹小、多山且丘陵綿延，土地資源相對匱乏，農業無法完全自給自足，更面臨「萬物皆缺」的天然資源困境。然而，在這片土地上卻繁衍了一億二千多萬人口，並延續著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在歷史上，日本政權曾長期掌握在武士幕府手中；直至明治維新後全面西化，國力迅速膨脹，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外擴張的野心。日本先是併吞琉球與朝鮮，進而侵佔中國東北。但這種「蛇吞象」的胃口並未得到滿足，隨後便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甚至鋌而走險偷襲美國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最終，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國家隨之被美軍佔領。韓戰爆發後，美國亟需將日本作為後勤補給基地，在美方的扶持與協助下，日本快速恢復了工業與國防產能。隨後又得益於越戰機遇，經濟突飛猛進，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當日本經濟隱然有凌駕美國之勢時，引來美方強力施壓，迫使其簽署《廣場協議》。此舉重創日本經濟，導致其陷入長達三十年的停滯與失落，至今仍未能徹底振興起弊。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恢復日本昔日榮光」成為本土右翼勢力的精神食糧。為了繼承前首相安倍晉三未竟的遺志，高市早苗採取了更為激進的路線。她一上台便高調提高國防預算、企圖將自衛隊改組為「國防軍」、擴大日本武器輸出，並積極派遣部隊參與海外聯合軍演。同時，她高分貝倡議廢除「無核三原則」，並企圖修改《憲法》第九條以謀求成為「正常國家」。在對外關係上，高市內閣更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強硬宣稱「台灣有事即日本存亡事態」，主張日本可出兵干預。此舉隨即招致中國一連串經貿與軍事的強烈反制，導致大量日本企業面臨破產倒閉潮，國家整體國力也因而陷入進一步衰退的泥淖。
從軍事實力對比來看，不論是陸軍、海軍還是空軍，日本現階段的軍事力量都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陸上戰力方面：自衛隊僅維持一、二十萬人的兵力規模，在面對中國數百萬人的常規大軍與龐大的陸戰裝備時，數量上的絕對劣勢不言而喻。海上戰力方面：日本雖然將「出雲號」與「加賀號」輕型航艦進行了隱形戰機搭載改裝，但其整體的綜合打擊實力與噸位，依然無法與中國的「遼寧號」、「山東號」及配備電磁彈射系統的「福建號」等正規大型航空母艦群相抗衡。航空戰力方面：中國空軍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戰略空軍。除了現役成軍的「殲-20」等第五代隱形戰機在技術與數量上全面壓制日方外，第六代戰機更已進入試飛階段。相較之下，日本無論在戰機世代的研發進度還是規模數量上，皆已落後於中國。在現代高強度的戰爭模式下，彈藥與精準導引飛彈的持續消耗能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日本在各種砲彈與飛彈的戰略儲備與工業產能上，都與中國存在著望塵莫及的巨大鴻溝。更致命的是，日本國土狹長且缺乏戰略縱深，在面對現代精準飽和打擊時，其防禦與反擊能量極易在首波衝突中被瓦解。綜上所述，從純粹的軍事實力對比與戰爭潛力來看，日本根本不具備主動發動或捲入全面戰爭的本錢。
除了在對中關係上全面惡化，高市內閣在外交上更採取了「四處樹敵」的激進策略，同時挑釁俄羅斯與韓國等周邊鄰國。在對俄關係上：高市內閣強硬要求俄羅斯歸還「北方四島」。不僅如此，面對自身自然資源匱乏的軟肋，日本右翼甚至將目光投向資源豐富的庫頁島，企圖染指該島發達的石油、天然氣與各類礦產資源，以彌補本土的能源短缺。此舉隨即引發俄羅斯方面的極度憤怒與強烈警告。在對韓與對朝關係上：日本政府在獨島（日稱竹島）主權問題上持續展現強硬立場，遭到韓國政府與輿論的強烈譴責。更火上澆油的是，高市早苗不僅在靖國神社春季與秋季例行大祭中自費供奉祭品，其防衛大臣更親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一系列無視歷史傷痛的舉動，直接點燃了朝鮮半島的共同憤怒，導致日韓關係再度陷入冰點。在對美關係上：高市內閣高調倡議廢除「無核三原則」並企圖發展核武，這嚴重觸碰了美國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與防擴散體制的底線，因而遭到美方的戒備與排斥。高市早苗這種急功近利的激進政策，不僅未能為日本開拓戰略空間，反而使其陷入遭到周邊鄰國全面孤立與排斥的外交困境。
從國際法與戰後秩序來看，高市早苗及其右翼支持者顯然低估了國際現實。她們企圖顛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卻忘記了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歷史與法律約束。在《聯合國憲章》中，第53條、第77條及第107條明確保留了所謂的「敵國條款」。根據這些條款的法律精神，若二戰戰敗國再度擴充軍備並展現侵略意圖，當年的戰勝國在特定法律解釋下，甚至存在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便採取行動的法理空間。尤為嚴重的是，高市內閣企圖廢除「無核三原則」並染指核武，這已實質威脅到中、俄等周邊核武大國的國家安全，並對亞太乃至全球和平帶來極大衝擊。在這種情況下，若日本強行發展核設施，中俄兩國完全可以比照當年美以兩國對待伊朗核計畫的強硬邏輯，甚至基於更充分的「先發制人」地緣理由，對日本的核設施實施精準軍事摧毀。在當前現實的國際政治環境下，高市內閣無視地緣死局，反而選擇走回軍國主義的老路，試圖以此作為日本的庇護傘。這種戰略抉擇不僅令人費解，更是一條將國家推向萬劫不復的死路。
